亿融配资 1968年，那位救了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一命的工人，后来结局如何？

1968年的北京，有一个人用一辆破旧的平板车，拉着一个快死的年轻人，跑遍了整座城市。医院一家家拒绝，威胁一波波压来，连他的妻子都在问他"你到底在干什么"。他没有停。

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手上有油墨的味道。但他做了一件事，让这个年轻人活了下来——而那个年轻人，后来改变了数百万中国残疾人的命运。

这个工人叫王凤梧。

风暴来了，北大先倒

要讲王凤梧，得先讲那个时代。1966年的夏天，整个中国都在变。

6月1日，《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社论，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在同一天晚上，北京大学红卫兵头头聂元梓的大字报通过广播传遍全国。那一刻起，北大不再是北大。它变成了一个战场。

邓朴方那时候22岁，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高年级学生。他刚刚跟同学们从外省做完"四清"工作回来，火车还没停稳，广播里就传来了那些让人血脉偾张的声音。他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投身进去了，甚至被选为系里文革工作组的副组长。

但很快，风向转了。

他的父亲——邓小平，成了箭靶子。1966年底，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就消失在了斗争的漩涡里。到了1967年9月，整个邓家从中南海被扫地出门。儿子跟着父亲，一起成了要被消灭的对象。邓朴方拒绝揭发父母。这件事，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968年春，聂元梓用一张大字报，专门点名批斗"邓朴方反党集团"。邓朴方和妹妹邓楠，被秘密关进北大物理楼的实验室里。这一关，就是四个月。

四个月。每天都有人进来，逼他们交代父母的"罪行"，逼他们写检举材料。邓朴方和邓楠一个字都没有吐出去。

但人能撑多久？

1968年9月，聂元梓唆使红卫兵把邓朴方单独关进了一间更危险的地方——一间已经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实验室，门从外面封死。邓朴方非常清楚，待在这里只有一个结局。他从窗户往外看，看到墙上有一根水管。他决定顺着水管爬下去，从四楼逃走。

水管脱落了。他从8米高的地方，直接摔落在地面上。

就在邓朴方躺在地上动不了的时候，北京外文印刷厂的工人王凤梧，刚刚被派进北京大学，成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员。

他不知道这件事。还不知道。王凤梧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有五个孩子的普通工人。家里不宽裕，日子过得紧，但他在宣传队里干活出色，被安排当了个"班长"。对于那些高喊口号的运动，他没有太多热情，只是按规矩办事，凭良心做人。就这么一个人。

他来北大，是公务。但他留下来，是因为他的心里过不去。

一辆平板车，跑遍北京城

邓朴方摔下来以后，被送到了北大校医院。医院收了他，但没有人真正治他。

理由说出来很荒唐——他是邓小平的儿子，接收他是一种政治风险。于是邓朴方就躺在病房里，高烧40度，脊椎骨折，身体一动不能动，连一片退烧药都拿不到。就这样躺了一天又一天，几乎没有任何外人来探望。

王凤梧进入邓朴方的生命，其实是一件很偶然的事。

宣传队进驻北大没多久，一个毕业班的同学找到了王凤梧。这个同学说，他曾经向邓朴方借过20块钱，现在快分配了，想还给人家，但不知道邓朴方在哪里。

王凤梧就去打听。他一打听，打听出了一个让他皱起眉头的结果。

他找到了邓朴方。眼前这个年轻人，额头滚烫，脸色苍白，躺在那里几乎一动不动。病房里没有吃的，没有药，门口站着两个女孩子，泪眼汪汪，却不敢进来。那是邓朴方的两个妹妹，邓楠和邓榕。

王凤梧把那20块钱还给了邓朴方，然后转身出去找医生。他不是邓家的人，和邓朴方也没什么关系。他只是觉得，一个人病成这样，必须得有人管。他找到医护人员，要求给邓朴方看病，要求提供基本的药物和食物。

第二天，有人找到王凤梧谈话。

来人把话说得很直接：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你现在这样做，是在给自己找麻烦。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否则，等着被撤回工厂。

王凤梧想了想，说了一句后来被很多人提起的话——我本来就是工人，撤回工厂还是工人，有什么可怕的？

他没有退。他继续去探望，继续帮忙找食物，继续和医护人员周旋。

北大里的风言风语开始多起来，有人叫他"保皇派"。他的妻子也急了，问他到底有没有想过家里的五个孩子。王凤梧没有很多大道理，他只是说，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在病床上没有任何人管。

他家里曾经有个五岁的孩子，因为贫穷，病了没有钱治，就那么没了。他不想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眼前。

校医院最终还是要把邓朴方推出去。名义上是"出院"，实际上是扫地出门。宣传队的领导随后找王凤梧谈话，告诉他：你回工厂去，接受劳动再教育。王凤梧知道这一天会来。但他在回工厂之前，做了一件事。他回到厂里，找来了一辆平板三轮车。

然后他拉着这辆车，回到北大，把邓朴方放上去，开始在北京城里挨家挨户找医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们先到东城的东直门医院，找了一位中医看诊。中医看了看，说这种脊椎损伤，应该找西医骨科。王凤梧又回到北大校医院，把邓朴方的X光片拿出来，推着车子，直奔北京当时最好的骨科医院——积水潭医院。

积水潭的门诊拒绝了他们。理由依然是那个理由：他们不敢接收邓小平的儿子。王凤梧站在那里，没有争吵，没有哭闹。他回头看了看平板车上的邓朴方，又推着车子走了。他不知道下一家会不会答应，但他知道的是，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推。一家又一家。一次又一次。

拒绝是同一个理由，但他没有因此停下来。最后，王凤梧做了一个决定。他找来纸笔，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写得很克制，没有夸大，没有煽情，只是把邓朴方脊椎骨折、高烧不退、拖延可能危及生命的事实，一条一条写清楚，然后托人一级一级往上送。

报告最终到了国务院的手上。

周恩来总理得知了这件事，向上汇报，指示要求先安排救治。最终，积水潭医院的专家被要求为邓朴方进行会诊。结论出来了：第1腰椎、第12胸椎骨折，双下肢截瘫，高烧摄氏40度。

邓朴方终于得到了正式的医疗处置，生命暂时保住了。

但治疗已经严重延误。因为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邓朴方的下肢截瘫无法逆转。他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王凤梧把这一切都做完以后，被撤销了宣传队班长的职务，回到北京外文印刷厂，回到了车间里。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清河救济院，还有那双不停写信的手

邓朴方被救活了，但接下来的日子，同样不好过。积水潭医院会诊之后，医生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脊椎损伤到这个程度，现有的医疗条件无法修复。几番折腾之后，邓朴方被送进了北京郊区的清河救济院。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专门收容无家可归者、重病患者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的地方。王凤梧后来去探望，推开门的那一刻，一股无法忍受的气味扑面而来，脏了数月的床铺，破旧的设施，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

邓朴方就住在这里。他每天和病友们一起用铁丝编字纸篓，一天编12个小时，每编一个赚4分钱，一个月能赚四五块钱。

曾经是北大核物理系的高材生，现在靠编纸篓维持生计。

就在邓朴方在清河救济院挣扎的时候，王凤梧已经回到了印刷厂。他每天照常上班，操作机械，完成生产任务。但他没有忘记那个年轻人。

他开始写信。

他向北大写，向北京市委写，向一切他能想到的地方写，反映邓朴方的情况，要求给予医疗救助。这些信不是一封，而是一封又一封，持续了很长时间。

邓榕后来在1984年写的回忆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里，专门提到了这件事。她写道，王凤梧凭着一股正义感，对邓朴方十分同情，认为应当给予起码的治疗。邓朴方转移到江西之后，王凤梧不断向上写信申诉，从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予救治。

邓榕还说，直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们家依然和王凤梧师傅保持联系。但王凤梧从来没有向邓家提出过任何要求。一次都没有。

1971年，经过邓小平几次致信中央，周恩来亲批，邓朴方终于被接到江西与父母团聚。在江西那段岁月，邓小平每天亲自帮儿子翻身，为他洗浴，邓小平个子小，每次都累出一身汗。卓琳负责倒便盆、做清洁。

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就这样在一间普通的屋子里，照顾着他瘫痪的儿子，度过了最低谷的岁月。

林彪事件之后，政治风向又变了。邓小平复出，立即向中央申请，要求让邓朴方得到正式的医疗救治。周恩来亲自批示，邓朴方进入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301医院。

医学专家会诊的结论，让邓家人心里很难受——如果当初能够及时救治，邓朴方可能只需要大腿以下截肢，不至于高位截瘫。但错过的时间，没有办法追回来。

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来自加拿大的骨科专家马克斯博士带队访华，经过诊断，提出可以通过手术让邓朴方坐起来，并建议赴加拿大接受治疗。邓朴方后来接受了手术，实现了能够坐起来的目标。

从倒地那一刻到能够坐起来，整整过去了十几年。

邓小平登门，工人婉拒；历史给了每个人应得的位置

1977年，邓小平正式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他做的第一批事情里，有一件是：找人。他要找的，是那个当年在北大用平板车拉着儿子跑遍北京的工人。找到了。邓小平亲自接见了王凤梧，表达了深切的谢意，提出要答谢他。

王凤梧拒绝了。他说的话后来被多个来源引述，大意是：不图回报，只是举手之劳。就这么一句话。没有更多。

这个细节，被后来很多报道反复提及，成为这段历史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一个人在最危险的时候出手，事后什么都不要。这种事不是没有，但很少。王凤梧回到了他的工厂，继续他的工人生涯。

他每天按时上班，操作机器，完成指标，工资和同事一样，没有任何额外的变化。厂里的同事知道他在北大干过一段时间，但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从来不主动说。他在印刷厂一直工作到退休。

退休以后，回到住处，过着平常的日子。

帮邻居搬东西，帮人运货，骑车出门，完成事情，回家。邻居们只知道他以前是厂里的工人，退休了还是那么朴实，那么勤快。偶尔有人提起当年的事，他只说，看到年轻人受伤，不能不管，就这么简单。没有更多的解释了。

邓朴方后来怎么样了？

他把剩下的力气，全部用在了残疾人事业上。

1983年，他和几位同伴开始筹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推动残疾人福利工作向全国铺开。1984年，他出任中国残联基金会副理事长。此后几年，在他的推动下，超过50万名白内障患者和16万余名小儿麻痹症患者得到了帮助和康复支持。全国陆续建立了1300个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工疗站，以及省级聋哑儿童康复中心和社区康复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