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印度250万、美国107万、中国138.7万这组艾滋病数据时，很多人习惯性地将其视作一份枯燥的排行榜。
这绝非一场冷冰冰的比较游戏。想象一个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年轻人，因为一次缺乏防护的交往，人生轨迹瞬间改写。
这类悲剧在庞大的基数中绝非孤例。印度巨大的人口规模与医疗分配不均，让感染人数滚雪球般累积；美国的百万存量则依赖着长期慢性管理的平稳维持。
而中国截至2025年年中，报告存活的感染者已达1387471例。这组庞大数字背后代表着数以百万计真实的家庭与命运。
疾病传播从来没有任何静止的常态，它是一种持续演变的社会现实。
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艾滋病在中国的历程同样伴随着从未知到科学的跨越。全球首例艾滋病是1981年发现的。
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出现在1985年，患者不是本国人，是一名来华旅行的外国游客。当时他突然出现咳嗽、发烧症状，很快陷入昏迷，常规医疗手段查不出病因，紧急送往北京协和医院后才确诊是艾滋病。
当时大家对这种病完全不了解，甚至连“艾滋病”这个译名都还没出现，它的学名是获得性免疫综合缺陷综合征，重点是“获得性”，不是人体自身产生的，外界艾滋病毒感染导致的。后来研究发现，艾滋病毒最早来自非洲的猩猩，是从猩猩传播到人类身上的。
最近很多新发传染病都和人类过度亲近野生动物有关，人和自然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距离才能产生美。艾滋病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大家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治疗，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
最开始治疗艾滋病，患者每次要吃整把的药，不像现在只需要吃一颗。很多患者突然发烧、发病，很快就去世了，当时所有人都对这个病充满恐惧。
再加上最早发现的病例多集中在特定人群里，大家就担心近距离接触会被传染，直接导致了对艾滋病人群的歧视。
对未知的事物充满恐惧是人的本能，大家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病，也不知道它的传播途径，就只能选择远离、排斥，整个社会对艾滋病的歧视氛围就是这么来的。科学是消除恐惧最好的办法，多了解相关的科学知识，才是破除歧视的核心。
从最初的恐惧到如今的科学认知，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的变化结构与当下的中美印存量现状紧密相连。目前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艾滋病低流行国家，整体感染率大概在万分之五到七之间。
对比全球数据，去年全球艾滋感染者共有3600万，除以全球70亿总人口，感染率大概在千分之五，中国的流行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并不是高发疾病。
艾滋病毒又叫HIV病毒，它本身不会直接引发疾病，最主要的攻击目标是人体的CD4T淋巴细胞，也就是常说的免疫细胞。
人的免疫系统是抵挡外界病毒、细菌的城墙，艾滋病毒就是专门拆城墙的“特洛伊木马”，它把免疫细胞破坏得越来越多，人的免疫力就会越来越差。健康人感冒三到五天就能好，没有接受治疗的艾滋病人感染感冒，可能一两周都好不了。
还会得上很多普通人根本不会得的病，比如卡氏肺炎，这种肺炎对免疫力极低的艾滋病人来说是致命的。现在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就能有效控制病情。
不少艾滋病例都是在住院时发现的：患者得了普通人不会感染的特殊疾病，有经验的感染科医生就会建议做HIV检测，加上现在艾滋检测非常普及，很容易就能确诊。
尽管早年被视为低流行，但随着如今中国存活感染者逼近138万大关，新增病例的结构正在悄悄改变，传播路径逐渐切入了青年群体。
以前总强调“高危人群”，现在更提倡关注“高危行为”，给特定人群贴标签，只会加剧不必要的歧视，就像前几年大家看到咳嗽的人就想远离是一个道理。
艾滋病只有三种明确的传播途径： 第一种是母婴传播，母亲是艾滋感染者的话，怀孕时可能会传染给孩子，现在通过药物阻断，完全可以生下健康的宝宝。
第二种是血液传播，现在国内献血、输血的检测流程非常严谨，公共卫生层面已经把这道防线筑牢了，几乎不会出现输血感染的情况。第三种也是现在最主要的传播渠道：不安全性行为。
和不确定感染状况的对象发生性关系时，没有使用安全套等安全措施，不管对方是男是女，都有被传染的风险。有数据显示，中国艾滋病新增感染者数量已经连续两年下降，但青年学生群体的感染数量在上升，低龄化趋势明显。
2020年新报告的15到24岁青年学生病例，占新增感染者的22.3%，当年有1.35万青少年感染艾滋。全球范围内，新增感染者里有三分之一是青少年，这个数字非常触目惊心。
不过从整体比例来看，青年学生感染者在全国学生总量里占比依然很低，不用过度恐慌，但上升趋势确实值得警惕。现在的孩子营养条件好，加上接触的信息多，性意识觉醒很早，但性教育却没跟上。
首先是家庭层面，性话题在中国家庭里非常尴尬，父母几乎不会主动和孩子聊性相关的内容。其次是学校层面，性教育的开展程度也不足。
很多青少年有性意识，却完全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就容易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这是青少年感染率上升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关于青少年防艾的争论从未停歇，面对现今庞大的人数压力，治疗手段的精进显得尤为迫切。
当时很多人认为长效针剂只是传说，但现实是，进入2025年后各类长效针剂已在中国正式获批上市。中国人民大学退休的潘绥铭教授早就提出，性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但现在的家长普遍更看重应试教育，对性教育、防艾教育的重视度严重不足，如果能让家长参与到性教育里，从小给孩子科普相关知识，青少年感染率肯定会下降。
很多人都听过之前的“鸡尾酒疗法”，是著名华人科学家何大一教授发明的，对艾滋病人来说是非常大的福利。早年治疗艾滋病要吃一大把药，后来慢慢发展成吃3颗不同的药，现在国家的免费艾滋病治疗药物，还是沿用这种三颗药的组合，免费给病人使用。
现在随着科技发展，药物也在不断整合，还是三个药物成分，但已经可以合并成一片药了，很多药企都生产了这种三合一的药物，大大方便了病人的服用。
早期老外研发的药物、保健品大多是大片的，国人吞咽起来非常困难，这点很多人吃进口保健品的时候应该都深有感触。早期的艾滋病药物也是大颗的，现在的新药适配了全球使用者的习惯，做成了小颗，成分完全没变，极大方便了患者，每天只要吃一颗就行。
现在先进的整合酶类艾滋病药物已经进入医保，有上海医保的患者都能走医保拿药，每个月自费部分很少，大概只要四五百。现在还有新的针剂剂型，不用每天吃药，每两个月打一针就行，据说马上就要上市，对患者来说是很大的福利。
面对中美印截然不同的防控数字，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如何带着疾病继续生活，如何与这个社会体系达成长期的和解。
如果感染了艾滋病之后尽快发现、尽快治疗，治疗后病毒载量检测不到，CD4在500以上，没有其他器质性毛病，基本可以活到平均寿命，也就是七十多岁，跟正常人的寿命相差无几。前提是要保证药物依从性，按时吃药。
医学一直都在进步，现在艾滋病只能做到功能性治愈，完全治愈还只有零星的奇迹案例，但谁知道十年、二十年后是什么样？不管是普通大众还是艾滋病感染者，都要保持好的心态。
艾滋病预防有ABCD政策：首先如果已经结婚，保持对伴侣的忠诚，拥有专一的性伴侣很重要。第二是要保持安全的性行为，第三就是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单身或者有其他性行为的话，尽量全程使用安全套。
最后一点，如果真的发生了高风险的暴露性行为，还可以吃暴露后阻断药，这是最后的预防手段。如果身边有家人或者朋友感染了艾滋病，最重要的就是平常心对待，跟对待普通人一样就好，不需要特殊照顾，也不要歧视。
如果社会对艾滋病人有歧视，反而会激起他们内心的矛盾，对社会不满，甚至出现过激行为，这是双向的。做防艾倡导，从来不希望大众对这个人群有特殊对待，平常心就好，大家和睦相处就足够了。
无论是印度、美国还是中国，数字背后的起伏最终都指向了人类对疾病的长效管理智慧。归根结底，中美印三国截然不同的感染者数据，绝非用来判定优劣的计分板。
它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各自社会结构、认知水平与医疗系统的真实投影。印度的高存量源自巨大的人口基数与发展失衡，美国的百万数据依靠着成熟体系的支撑。
而中国的138万存量明确提醒公众，艾滋病防控已从短期的阻击战，转变为一项需要长期维护的系统性公共健康命题。只要认知的断层和偏见依然存在，传播的链条就难以被彻底剪断。
真正的胜利并不在于总量上赢过了谁，唯一的出路是通过科学手段与全社会的包容，让这些沉重的数据最终停下增长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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